我相信世纪末的情绪在很多学者那里影响着他们的思考与研究。5年甚至10年以前，学者们的心中就普遍酝酿着为20世纪做总结的冲动。在人文研究当中，这种总结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因为人文研究要取得进展，必须时刻检讨传统对自身的影响。在这样的检讨当中，我们或多或少地看到，在传统中，哪些依然是活跃的因子，而又是哪些使我们举步维艰。令人遗憾的是，多数的总结是单薄而苍白的，浮躁和实用主义占据着这个时代最显赫的位置。于是，在这样的总结中，我们读出的，不是理性，不是社会良知，而仅仅是冲动和江湖气息。
但是，却有这么一部著作，它不为任何个人和集体的利益而诞生，它在总结一段时间以来文学本体论思潮之后，平静地告诉人们，我们的研究闹了大笑话。作者为论证这个“大笑话”花费了40万充满理性之光的文字。
这就是刘大枫先生的《新时期文学本体论思潮研究》。
大枫先生研究的第一步为我们展示了文学本体论思潮形成与发展的历史逻辑。这里其实浓缩或暗示了新时期整个文学理论与批评发展的历史逻辑。我们看到，文学本体论思潮萌动之时，体现了一种历史的合理性：那就是文学强烈地要求摆脱从属于政治的地位，要求以自身为目的。于是理论批评界也都合乎逻辑地发出了系列质疑：“形式不重要吗？”“作为自然人的生命冲动不该受到尊重吗？”但这一思潮得以发展之后，在本体论大的名目之下，各种论调相继问世。于是，理论批评上哲学的贫困彻底暴露出来，把自己也只是一知半解的西方理论拉来使用，还要用到极端。于是，各家的固执和片面埋葬了各家的合理性。
在新时期文艺理论研究中，各家可谓争相说本体，但何谓本体，哲学上的本体论移植到文学是否可行，却被诸多的研究者忽略了。但这恰恰是不该忽略的地方，这是问题研究中的“前问题”，“前问题”不解决，研究也就失去了前提。按我的理解，这是大枫先生研究的第二步，也是至关重要的一步。这一部分显示了先生扎实的哲学功底和严谨的学风。一些不可回避的西方哲学概念在这里得到了详尽的辨析，这包括：本体、存在、终极等等。同样，一些国内学者的观点也在这里得到了恰当的评价。大枫先生得出的结论毫不含糊：文学其实并无“本体”，文学本体论因之不能成立。大枫先生认为，本体论是以世界为研究对象，文学作为具体事物并不是本体论的研究对象。本体是指世界的终极本质，文学作为具体事物并无终极本质。如果文学有所谓的“终极本质”，那么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有各自的“终极本质”，而实际上它们都属于世界的不同层次不同方面，所以不可能有真正的终极，终极本质只能相对于整个世界而言，而且只有一个。
文学本体论不能成立，并不意味着“文学是什么”的问题不可再讨论，为了理性的“彻底和满足”，大枫先生认为我们可以回到文学本质论。的确，文学本质论是个老话题了。本质、本质主义已经被新学问嘲弄了多年，此时的老调“重弹”是需要勇气的，大枫先生认为，文学本质论的探讨之所以陷入困境，并不在于话题本身，而在于研究途径和方法的迷失。这里同样存在被论者忽视的“前问题”：对策问题、层次问题、角度问题、马克思主义原著的理解问题等。正是这些“前问题”所涉及的一些概念在理解上的飘忽不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研究的停滞和无序，大枫先生提出在关键概念的理解上可采取“约定”的办法，寻求相对稳定一致的内涵。这是很有意义的规范工作，我相信此建议方便有效，正如马赫主义者彭加勒在谈及时间和空间概念时所言：“不是自然界把它们给予我们，而是我们把它们给予自然界，因为我们认为它们是方便的”。至于更为具体的研究方法，书中提供的是“证伪”：论者总力图提出全称命题，其中又难免纰漏、借助证伪法，既可发现纰漏，又可肯定其相对真理意义，从而确定诸多有价值的命题的适用范围。我想，这里可称道的不仅是方法本身，这里还暗含着一种大胸襟：独霸真理是难以想象的，真理极有可能分散在众人的掌握中。
接下来，大枫先生对文学本体论思潮进行了深刻反思，也对全书进行了总结，其中多有感慨，我在这里就不再重复了，朋友们自己去读会有更好的领悟。读罢此书，我也生出些想法来。大枫先生提出这样的期望：研究应回到事实，回到常识，回到逻辑。这也就意味着，我们的研究曾背离这些最基本的原则。理智总是消融在狂热之中，诗歌的理性丧失在赛诗会上，政治的理性丧失在个人崇拜时。我们近乎狂热地要找回文学本身时，我们无视文学事实，常识和思维逻辑，只看见了工具，来自西方的新奇的工具。新式工具的耍弄中，我们忘记了自己的初衷，我们终于迷失在寻找家园的途中。这些工具对我们定有用处，却未必是指南针。不能就此打住，我们还应看到，文化危机才是学术危机的根源所在。百年以来，中国传统文化在传承上发生了深刻断裂，我们疏远了本来可以流淌在心中的文化精神和艺术精神；而新的生活和新的文学又迫使我们作出新的解释，于是，西方话语的步武演练便热闹开来。没有主脑的学术，就是没有题旨的修辞，终归是浪费语言。由是观之，在学术繁荣之前，文化危机必先行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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